中国稀土与知识产权问题
在小学的地理课上，听到了白云鄂博这个名字。后来我们又得知这里的稀土储量占全国的90%以上，而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全世界的80%。白云鄂博就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行动”采访团，记者来到包头市，参观了包头稀土研究院、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土高科、稀奥科公司、包头韵升强磁材料有限公司等机构。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不足。
包头稀土研究院曾经是中国稀土研究领域最著名的机构之一，直属冶金部，鼎盛时期曾经拥有员工1200余人，然而在经费不足又无法及时有效应用研究成果以盈利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员工携研究成果自立门户或改换门庭这样的侵权行为，研究院后并入包头钢铁公司，现有员工仅为半数左右。
情况远远出乎记者们的预料：在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科技力量雄厚的地方，为何研究院没能进入良性发展的快速通道？为何也没能形成其他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公司企业？
5月28日下午，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座谈会上，不少业内资深专家坦率而尖锐地对稀土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马鹏起教授的发言尤为中肯，其情切切。
马教授是扬州人，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奔赴边疆，退休前曾先后任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和包钢总工程师。
邓小平南巡时曾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稀土含有镧系的17种元素，随着技术的进步，曾经被称为“味精”的稀土已经成为工业的“维生素”，不可或缺。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手机屏幕、等离子电视到照明装置、数码相机镜头、汽车电池乃至汽车、火车、航空器，处处都要用到。稀土高端产品比初级产品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值。中国目前在初级产品生产领域不算落后，但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比如永磁材料、催化剂、抛光材料、发光材料，远落后于美法日等国。外国企业利用中国同业间的竞争压低从中国进口的原料价格，生产后再销回中国，从中赚取巨额附加值。因此，中国虽然在生产量和出口量上居世界第一，但是效益并不显著。而随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稀土矿的陆续发现，我国稀土在世界稀土储量中的比例也进一步降低。此外，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可忽视。
马教授认为，主要说来，要重视目前的一些突出问题。
“首先，外国公司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保护，构建起专利保护的密网，占尽先机。往往是我们自己能够独立研究出技术，却不能应用，必须出资购买专利使用权。可以说我们被专利问题严重束缚了手脚。在一些国际诉讼中，中国亟需懂国外法律懂外语懂专利懂技术的专才，否则根本无法厘清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繁杂法律条文。中国企业在这种纠纷中由于人才和资金问题或望而却步或屡屡败北。现在有不少中国人在欧美任执业律师，他们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此外，要及时对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保护。”
记者了解到，国外大企业的法律事务部往往有上百名甚至几百名律师来处理各个环节的事务，而不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也是他们的法律事务部往往叫“合规部”（DepartmentofCompliance）的原因。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一般兼任副总裁，名校法学院出身的律师任CEO的也比比皆是，从通讯社、投资银行到风险投资基金。相比之下，我们对法律人才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在知识产权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中国人的主动性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如果能够强化知识产权意识，组织起优秀的律师力量未雨绸缪，就有可能在国际诉讼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
马教授还指出：“中国专利审查机构的人员要精通专业，同时需要组织相关领域的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参加审查以保证客观、公正和专业。隔行如隔山，个别专利审查员甚至闹过笑话引发过诉讼。这些情况，如果积极有效的利用了社会力量，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于国外企业在华申请专利，要细化范围，证实其确有能力，以给本国企业留下空间。
再次，企业要努力提高研发投入已步入良性循环，只有积极研发努力提高创新能力，企业才能步步为营长期维系。”
创新能力的首要位置我们从国外成功企业的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国家也应该从财政里逐年大幅增加对科技的支出以保障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我们能站在产业链的高端。我们很多领域的企业，比如钢铁、汽车、制药，繁荣表象的背后往往是核心竞争力的缺乏，在关键问题上中方常不能掌握话语权。比如在MP3和DVD的生产上，国内厂商的利润微乎其微，大头早已被国外企业以专利费形式抽走。专利是企业画地为牢遏制对手进入以阻止竞争的有效工具，不少国外企业，诸如高通和摩托罗拉，每年从这种智慧财产中坐收的许可费用数额惊人，甚至以十亿美元为单位计算。
马鹏起认为：“虽然西方专利保护可以说是天罗地网，但是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求人不如求己。专利保护周期一般只有20年，而每10年高新技术就会更新换代，这正是不少国际知名公司衰老死亡更多新兴企业迅速成长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从硅谷就可以看得明白。
的确如此，别人可以积极创新后来居上，智力水平早已被无数次证实的中国人为何不能？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行动”采访团，记者来到包头市，参观了包头稀土研究院、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土高科、稀奥科公司、包头韵升强磁材料有限公司等机构。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不足。
包头稀土研究院曾经是中国稀土研究领域最著名的机构之一，直属冶金部，鼎盛时期曾经拥有员工1200余人，然而在经费不足又无法及时有效应用研究成果以盈利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员工携研究成果自立门户或改换门庭这样的侵权行为，研究院后并入包头钢铁公司，现有员工仅为半数左右。
情况远远出乎记者们的预料：在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科技力量雄厚的地方，为何研究院没能进入良性发展的快速通道？为何也没能形成其他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公司企业？
5月28日下午，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座谈会上，不少业内资深专家坦率而尖锐地对稀土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马鹏起教授的发言尤为中肯，其情切切。
马教授是扬州人，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奔赴边疆，退休前曾先后任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和包钢总工程师。
邓小平南巡时曾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稀土含有镧系的17种元素，随着技术的进步，曾经被称为“味精”的稀土已经成为工业的“维生素”，不可或缺。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手机屏幕、等离子电视到照明装置、数码相机镜头、汽车电池乃至汽车、火车、航空器，处处都要用到。稀土高端产品比初级产品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值。中国目前在初级产品生产领域不算落后，但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比如永磁材料、催化剂、抛光材料、发光材料，远落后于美法日等国。外国企业利用中国同业间的竞争压低从中国进口的原料价格，生产后再销回中国，从中赚取巨额附加值。因此，中国虽然在生产量和出口量上居世界第一，但是效益并不显著。而随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稀土矿的陆续发现，我国稀土在世界稀土储量中的比例也进一步降低。此外，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可忽视。
马教授认为，主要说来，要重视目前的一些突出问题。
“首先，外国公司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保护，构建起专利保护的密网，占尽先机。往往是我们自己能够独立研究出技术，却不能应用，必须出资购买专利使用权。可以说我们被专利问题严重束缚了手脚。在一些国际诉讼中，中国亟需懂国外法律懂外语懂专利懂技术的专才，否则根本无法厘清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繁杂法律条文。中国企业在这种纠纷中由于人才和资金问题或望而却步或屡屡败北。现在有不少中国人在欧美任执业律师，他们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此外，要及时对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保护。”
记者了解到，国外大企业的法律事务部往往有上百名甚至几百名律师来处理各个环节的事务，而不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也是他们的法律事务部往往叫“合规部”（DepartmentofCompliance）的原因。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一般兼任副总裁，名校法学院出身的律师任CEO的也比比皆是，从通讯社、投资银行到风险投资基金。相比之下，我们对法律人才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在知识产权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中国人的主动性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如果能够强化知识产权意识，组织起优秀的律师力量未雨绸缪，就有可能在国际诉讼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
马教授还指出：“中国专利审查机构的人员要精通专业，同时需要组织相关领域的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参加审查以保证客观、公正和专业。隔行如隔山，个别专利审查员甚至闹过笑话引发过诉讼。这些情况，如果积极有效的利用了社会力量，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于国外企业在华申请专利，要细化范围，证实其确有能力，以给本国企业留下空间。
再次，企业要努力提高研发投入已步入良性循环，只有积极研发努力提高创新能力，企业才能步步为营长期维系。”
创新能力的首要位置我们从国外成功企业的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国家也应该从财政里逐年大幅增加对科技的支出以保障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我们能站在产业链的高端。我们很多领域的企业，比如钢铁、汽车、制药，繁荣表象的背后往往是核心竞争力的缺乏，在关键问题上中方常不能掌握话语权。比如在MP3和DVD的生产上，国内厂商的利润微乎其微，大头早已被国外企业以专利费形式抽走。专利是企业画地为牢遏制对手进入以阻止竞争的有效工具，不少国外企业，诸如高通和摩托罗拉，每年从这种智慧财产中坐收的许可费用数额惊人，甚至以十亿美元为单位计算。
马鹏起认为：“虽然西方专利保护可以说是天罗地网，但是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求人不如求己。专利保护周期一般只有20年，而每10年高新技术就会更新换代，这正是不少国际知名公司衰老死亡更多新兴企业迅速成长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从硅谷就可以看得明白。
的确如此，别人可以积极创新后来居上，智力水平早已被无数次证实的中国人为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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